本来我不想点萨苏的名,他虽然是个历史发明家和段子手,但并不是吃“爱国饭”的人。可有读者告诉我,萨苏又新写了一篇文章,居然再次胡编历史,把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牺牲的战斗,编成了美军的援军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在“地狱火峡谷”遭到志愿军痛击后狼狈逃命,一头撞上了在下碣隅里东山的杨根思,然后杨根思壮烈牺牲。无独有偶,萨苏编的这段历史,前段时间方舟子也编了同样的说法,已经驳斥过,就不重复了。

  我看了后真是怒从心起,这些年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谣言,我辟了一个又一个。可这帮人,动不动就给你造个新的出来。

  空军教官那个:“我的学生都死了,现在该我上了。”这个老谣言就是萨苏编出来的。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的《国防论》,这个老谣言也是萨苏编出来的。

  他的“名著”《铁在烧》写的是铁原阻击战,结果把15军的芝浦里阻击战张冠李戴成63军的铁原阻击战。真是要命的。

  网络这一个地区,真实历史想要传播,速度是远不及谣言的。萨苏编的这些谣言,至今还在网络上大肆流传。

  蒋介石的外号是非常多的。在21世纪前十年那会,蒋介石又多了一个新的外号,叫作“蒋雄伟”。

  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2008年有一天,萨苏在西西河论坛著文吹嘘蒋介石主动发起“8.13淞沪会战”,一举将日军全面侵华主攻方向从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拉到了不利于日军发挥机械化优势的长江流域,不仅挽“中国速亡”的既倒于狂澜,而且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坚持了下来没投降,所以其“雄才伟略”当得起“雄伟”二字。

  经常看抗日战争书籍的人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说法非常著名,在很多书里都大行其道。我自己就在关河五十州的书里见过。始作俑者,就是萨苏。

  此高论一出,西西河论坛无数网友著文反驳,并开称其为“蒋雄伟”的先河。我都实在想不通这种纯粹的胡说八道居然能被萨苏编出来,更想不通的是居然无数人信了。世界历史五千年,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从来就没把自己的财赋之地当成前线来打仗的。蒋介石选择在上海开战,无非就是想让西方列强干涉、调停中日战争。把自己的钱袋、粮仓砸烂,以此来空间换时间?我滴个天哪,这得蠢到什么程度才能把这种天下奇闻吹捧成雄才伟略!

  结果一仗打下来,首都南京丢了、江浙沪丢了,国民经济直接遭受重创。空间换时间,是舍弃边缘地来保住核心区,哪有直接砸烂自己家当,把支撑战争的财赋之地送给日本人的。受不了,真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不过有无数人相信,也不奇怪。我们中国最多的就是“战略家”,一杯茶、一杯酒、甚至一张凳子,数以万计的“战略家”就可以侃侃而谈。战略学是门槛极低,要求却极高的学科。正因为门槛极低,是个人就可以夸夸其谈。(以上为我王正兴本人所写,非本文作者忘情原文,我实在受不了萨苏这个历史发明家了。对整天造谣编造历史的人,我得罪了他又怎么样?)

  关于蒋介石在全面抗战期间于战略、政略、战役指挥方面的是非得失,已经有无数人论述过了,本文尝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老蒋到底当不当得起“雄伟”二字。

  在网络上,国粉们把民国“黄金十年”吹上了天。且不说这只是旧中国买办资本、金融资本的“黄金年代”,仅就国内军事工业总体水平而言,这10年间中国与世界领先水平拉开的差距竟比清末还要大,弹药自给率也不升反降。1931年“9.18”事变,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将产量和技术水准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奉天兵工厂拱手送给了侵略者。结果到了1936年,国内弹药年产量仅为4亿发子弹,335万发山野炮弹,77.4万发82迫击炮弹,545万枚手榴弹。

  这产量乍一看,显得还颇为可观,但全面抗战一开打,老蒋才发现这点弹药产量压根就不够用。据国民政府方面统计,从1937年“7.7”事变到1938年12月底的全面抗战战略防御阶段,军共损耗各种子弹7.2亿发,各式炮弹346万发,手榴弹730万枚。而同期国内各大兵工厂生产的弹药却只有子弹2.9亿发,各式炮弹5.5万发,手榴弹168万枚。

  全面开战后一年半的产量竟然远不及战前一年的产量,这一种原因是因为控制下的各兵工厂生产原料多依赖进口,“7.7事变”后原料供给不畅。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压根就未作长期战争打算,一心指望“以打促谈”,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当这一期望破产后,国民政府才不得不仓促组织兵工厂及其他工厂内迁(编者按:蒋介石真想空间换时间,那应该早就做好二线、三线建设了,哪有东南财赋之地被日本人占了,才匆忙内迁的)。由于组织得极不给力,不仅内迁的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损失严重,而且诸多有潜力为军工生产服务的企业未能内迁。即便在最早开展内迁的上海,迁出工厂仅146家,只占上海工厂总数的11.4%。其中机器工业66家,只占上海机器工业的10%。

  不过,即便如此,成功内迁的民营厂矿仍有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如果下大力气予以整合,那么恢复乃至提高弹药产量仍大有可为。但是,国民政府却将重点花在了外购军火成品上。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年末战略防御阶段结束,国民政府从德国进口了子弹1.6亿发,各种炮弹244.2万发;从英国进口了1667万发子弹;从比利时进口了3867万发子弹;从捷克进口2600万发子弹;从瑞典进口中1.18亿发子弹;从匈牙利进口1500万发子弹;从美国进口1205万发子弹。从苏联进口了4000万发子弹和至少94万发炮弹。

  应该说,这些进口弹药对维系抗战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没有弹药,威力再大的火炮也不过堆废铁,再精良的枪械也只能当烧火棍用。不过,到1938年年底,列强纷纷实施对华军火禁运。苏联由于种种原因,对华弹药援助力度也不算很大。从1938年年底至1940年年底,苏方只有约1.4亿发子弹和约93万发炮弹交付中国。在万般无奈之下,国民政府这才在原有的16个兵工厂外,又在后方投资新建了8个兵工厂。

  虽说在全面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兵工署也曾试制过一些前线急需的新型弹药,但由于管理不善,未能解决进口材料替代问题,因此弹药产量始终差强人意。根据档案资料,从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子弹历年产量分别为8777万发、1.14亿发、1.2亿发、1.4亿发、1.44亿发、1.54亿发;迫击炮弹历年产量分别为63.7万发、65.1万发、42.8万发、64.2万发、94.4万发、110万发;山野炮弹历年产量分别为4万发、6.2万发、2.3万发、6.3万发、12万发、10.3万发;手榴弹历年产量分别为621万枚、450.9万枚、658.7万枚、567.5万枚、373.5万枚、420万枚。

  也就是说,除了1939、1941和1942年的手榴弹产量,1943年和1944年的迫击炮弹产量,其他年份的各种弹药产量均与战前相距甚远。更让人诧异的是,到战略反攻时期,方面的弹药产量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大幅度下降了。

  1944年前4个月和1945年同期相比,子弹产量从5120万发降至4508万发,枪榴弹从32万发降至23.5万发,迫击炮弹从35.7万发降至29.2万发。究其缘由,是因为1945年初滇缅公路被打通后,大批美援军火源源不断运入中国。据统计,1945年前4个月,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火有144485支步枪,3150支手枪,32125 支冲锋枪,18483挺轻机枪,3930挺重机枪,922挺高射机枪,4179支反坦克枪,2692门60毫米迫击炮,830门81毫米迫击炮,511门75毫米山炮,137门105毫米榴弹炮,332门37毫米反坦克炮,40门英制25磅榴弹炮,1,886具火箭筒,8723具枪榴弹发射筒,310具火焰喷射器。这些武器都配有充足的弹药,因此国民政府自制弹药的积极性大为下降。

  手握大把资源,国民政府弹药生产居然是这德性,那么无论是人口、资源、技术力量还是财力,均远逊国统区的敌后根据地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北方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改编之初,除115师因为在此前与东北军作战中缴获颇丰,弹药数量还算过得去外,120师仅有276955发子弹。129师出征山西的3个团,仅有102518发子弹、204枚手榴弹和67发迫击炮弹。至于由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弹药存量就更惨不忍睹了。

  按理说,既然红军主力和南方游击队都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被纳入了国民政府武装力量战斗序列,那么一切供给伸手向蒋介石要,也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虽说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先后通过种种渠道,从国民政府得到了约200万发子弹和25万枚手榴弹的补给,可早就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懂得了“求人不如求已”这一真理的人,除努力对日伪作战,缴获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外,还着眼长期战争,在敌后全力发展人民兵工事业。1938年10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将“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原中央苏区官田兵工厂、原红四方面军通江兵工厂和原红二方面军修械所的技术人员及机器设备损失殆尽,仅剩下14位工人和几把锉刀。毫不夸张地说,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民兵工广泛吸收爱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用尽各种办法筹集设备和生产原料,开始了艰苦的二次创业。

  到1938年,129师已在太行山里建立起5个流动修械所。八路军总部和决死纵队也分别开办1个修械所。1939年7月,八路军韩庄铁厂迁到黎城黄崖洞进行扩建,慢慢地发展成为拥有近700人、40余部机器设备的 “军工部一所”,又称“黄崖洞兵工厂”。9月,在平顺县西安里成立了有200余职工的“军工部二所”。10月,“军工部三所”在辽县高峪村成立。规模仅次于“黄崖洞兵工厂”的“军工部四所”在武安县梁沟成立。1940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在黎城县下赤峪建立“复装子弹试验厂”。4月又在辽县尖庙组建“军工部机器厂”。1941年3月,在和顺县青城成立了“军工部炸弹厂”。

  1941年,八路军军工部所属各兵工厂职工总数达到3300多人,其中既有留学国外的技术专家,也有归国华侨和大批知识青年,还有来自敌占区大城市的技术工人,拥有简易机床124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广大群众献铜、献铁、熬硝,支援军工生产。兵工战士们创造性地用缸塔法批量生产出了硫酸、硝酸,用土办法生产出了用纸管包装的雷银雷管,用蜂蜜硝化制成炸药,用“焖火”工艺解决了白口生铁难以进行机械加工的难题。根据前线需求,八路军兵工厂将主要资源集中在生产子弹、手榴弹、地雷和掷弹筒弹,其生产优先程度远高于步枪和掷弹筒。1941年初,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也成立了军工部,下辖7个兵工厂。生产原料主要是通过统战关系从敌占区秘密采购,以及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

  进入1942年后,敌后战场形势空前恶化。八路军各兵工厂被迫化整为零,在反“扫荡”的间隙坚持生产。在1942至1943年最艰难的两年中,八路军兵工厂仍然复装了89万发子弹,全新生产了77847发掷弹筒弹,4253发82迫击炮弹和40456枚手榴弹。新四军兵工厂则分解成了家庭修械所、露天修械所、水上兵工厂、马背兵工厂。1943年初,新四军3师兵工厂在反“扫荡”时,曾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县建立5个流动车间,坚持生产手榴弹。新四军1师和6师18旅的兵工厂将车床安装在木船上,工人们吃住、干活全在船上。没有动力,就用四个人脚踏皮带轮,带动车床进行生产。新四军6师16旅还利用伪军内部的统战关系作掩护,以李明扬兵工厂的名义,隐蔽在伪军的据点塘头镇,组织40人的军工队伍,携带车床、化铁炉、大风箱及生铁、木材、硝、硫、炭等器材,进行了6个月的手榴弹生产。

  熬过了抗战最困难阶段,随着各方面条件逐步改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弹药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到1944年8月,新四军(1师不在统计之内)平均每月制造步机枪弹38713发,驳壳枪弹7000发。在保证弹壳供应的情况下,步自给率可达40。

  据统计,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计生产了779万发子弹、447万枚手榴弹、37.7万发掷弹筒弹、32万发枪榴弹、28.4万发迫击炮弹和19.2万枚地雷。这还不包括发动人民群众自制的“土地雷”。单纯从数量来说,这些弹药产量尚无法和方面相提并论。但就双方所掌握的资源而言,这业绩足以让每位敌后兵工战士为之自豪了。

  全面抗战期间,人民军队一直在缺枪少弹的情况下作战。据统计,1940年1、2月份,八路军共计消耗各类子弹40.5万发、迫击炮弹556发、山炮弹78发、手榴弹7.9万枚。哪怕是在战斗空前激烈的百团大战中,来自129师系统的40个团也不过消耗了各类子弹7.7万发、各种炮弹2460发、掷弹筒弹513发、手榴弹20808枚、地雷161个、炸药6050公斤。晋察冀军区的36个团共计消耗各类子弹26万发、各种炮弹661发、手榴弹1.8万枚。这些自制弹药加上历次战斗缴获,帮敌后抗战军民撑过了那艰苦卓绝的8年。

  本来我不想点萨苏的名,他虽然是个历史发明家和段子手,但并不是吃“爱国饭”的人。可有读者告诉我,萨苏又新写了一篇文章,居然再次胡编历史,把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牺牲的战斗,编成了美军的援军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在“地狱火峡谷”遭到志愿军痛击后狼狈逃命,一头撞上了在下碣隅里东山的杨根思,然后杨根思壮烈牺牲。无独有偶,萨苏编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IT工程师、著名军史专家、日本问题专家、北京卫视主持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长期嘉宾。 [1]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建设项目主管。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养成对文史的爱好,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现回到国内工作。他曾出版过《国破山河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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